中方宣佈制裁的11名美方人士是誰？ 很多是「黃之鋒的朋友們」和他們打交道小心犯法

昨日(8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佈消息，中方決定從即日起，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11名美方人士實施制裁。

這是一次對等反制。

8月7日，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以所謂破壞香港自治為由，宣佈制裁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等11名中國中央政府部門和香港特區官員。

中國反制，也有11人。被列入制裁名單的美方人士包括：美國參議員盧比奧 、克魯茲、霍利、科頓、圖米；美國眾議員史密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總裁格什曼、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總裁米德偉、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總裁特溫寧、人權觀察執行主席羅斯、自由之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

以後香港人和這11個被制裁人士接觸，特別是接受他們的資助就要小心了。他們是中國政府制裁的對象，小心觸犯《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罪。

內地微信公眾號政知圈，告訴大家「被制栽者都是誰？」

先有6位反華議員。

被列入制裁名單的6名美國議員均是「逢中必反」的美國政客，他們中有幾位還曾在去年的修例風波中專門赴港，為反對派撐腰。很多人是「黃之鋒的朋友們」。

值得注意的是，6名議員中，盧比奧 、克魯茲和史密斯在一個月內兩度被中方制裁。

7月1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宣佈的中方對等制裁涉疆表現惡劣的美國機構個人中，這三位就名列其中。

1. 盧比奧：美國政客中最喧鬧的中國批評者

黃之鋒(左)和盧比奧(右)開心合照。黃之鋒facdebook 圖片

馬爾科·盧比奧是一位古巴裔的政治人物，1956年他的父母從古巴移民到佛羅里達州，1971年他在邁阿密出生。

盧比奧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國共和黨內最偏執激進的反華人士，是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直接幕後推手，還曾攻擊中國政府「將新疆變成一個強逼勞動營」，他被《華盛頓郵報》評價為美國政客中「最喧鬧的中國批評者」。

2. 克魯茲：曾赴港密會黎智英

泰德·克魯茲是一名老牌「反華議員」，現任NASA委員會主席。他於1970年12月出生於加拿大卡爾加里，畢業於哈佛法學院。

克魯茲還曾參與過美國大選。2015年5月，他通過推特宣佈將參加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成為首位正式宣佈參加2016年總統大選的競選人。但在2016年5月4日，克魯茲宣佈退選，轉向支持特朗普。

去年10月12日克魯茲(中)和黎智英(左1)和陳方安生(右2)等見面，據說雙方討論了美國「第二階段」的制裁名單和策略。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行政總裁俞懷松推特圖片。

去年10月，克魯茲赴香港聲援並密會反對派核心人物，包括「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期間，克魯茲還聲稱沒有在香港見到暴力行為。

3. 史密斯：美國反華政客中的「勞動模範」

去年9月18日，史密斯(左2)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中)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開記者會，黃之鋒(右2)也在席。

克里斯·史密斯也是一名在涉華問題，尤其是所謂人權問題上發表消極言論的常客。

不同於上述兩位「70後」，史密斯出生於1953年3月，現年67歲。從1981年，他就開始擔任美國眾議院議員，今年已經是其第20個任期。

史密斯也是美國「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的成員，長期對中國人權問題發表誇大言論。他曾起草過很多針對中國的議案、修正案和立法，其中就包括去年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的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

史密斯還是美國反華政客中的「勞模」。據美國媒體報道，史密斯還曾為涉疆、涉港等相關議題主持過60多場國會聽證會。

4. 霍利：曾赴港為暴徒撐腰

喬希·霍利出生於1979年12月，是美國參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也是特朗普的「鐵桿盟友」之一。

霍利(右)與黃之鋒(左)會面。

2019年10月，霍利抵達香港，與亂港分子黃之鋒會面。當時，他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到旺角「考察」，併發布了3張旺角暴亂現場照片。但照片的焦點是防暴警察，並沒有身著黑衣的暴徒，他據此宣稱旺角的警力明顯「過多」。

5. 科頓：美國最危險的參議員

湯姆·科頓出生於1977年5月。2002年，他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並拿到法學博士學位。2005年，他選擇從軍，作為美軍101空降師的排長，被先後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參戰，還曾獲得銅星勳章和伊拉克參戰獎章。

湯姆·科頓。

科頓是國會山的「老人」。2013年，年僅35歲的科頓成為聯邦眾議員，2015年1月晉身參議院，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參議員。

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科頓在國會所有法案投票中與特朗普的契合率高達87.6%，被稱為「國會版的特朗普」。

他是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提案人，還參與提案《2019年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今年4月下旬，科頓接受霍氏記者採訪時稱，美國應限制中國留學生來美學習高科技和技術專業，「我們可以讓他們來美國學習莎士比亞和《聯邦黨人文集》，而不需要在美國學習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

科頓還是美國最好戰的議員之一。在委內瑞拉、伊朗等問題上，科頓都明確支持全面封鎖甚至發動戰爭。《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多次發表評論，稱科頓為「美國最危險的參議員」。

6. 圖米：提出所謂「香港自治法案」

帕特·圖米出生於1961年11月，是共和黨參議員。

帕特·圖米。

今年5月28日，全國人大通過制定港區國安法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之後，圖米當即表示，美國不能袖手旁觀，要對中國侵犯香港自治的行為作出回應。

隨後，圖米與美國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提出了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該項法案旨在對在香港執行香港國安法的中國共產黨官員和機構實施制裁，同時還將懲罰與上述機構有業務往來的銀行。

中國的制裁亦針對5個非政府組織(NGO)及其負責人。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人權觀察、自由之家都是美國的非政府組織（NGO）。

早在2019年12月，外交部就宣佈對這5個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的美國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

中央政法委微信公眾號「長安劍」曾刊文指出，充足的資金保障，是暴亂活動能夠持續如此長時間的重要原因。而修例風波中一半以上的暴力活動資金均來源於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及金融資本集團，這些NGO還提供了策劃、培訓、資金、物資供應、輿論造勢等一條龍服務。

7.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第二中情局」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外宣稱是NGO，但實際是在1983 年由列根政府發起成立。基金會的總裁格什曼出生於1943年7月，此前曾在里根政府第一個任期內擔任美國駐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使。

這家基金會專門用於開展不方便政府直接出手的政治活動和心理戰，其80%以上的資金來源於政府和國會撥款。

而且，它與中情局關係密切，甚至被人稱為「第二中情局」。在此次香港風波前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香港本土的各類反對派組織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其中就包括黎智英。而李柱銘還曾獲得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頒發的年度「民主獎」。

8. 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十幾年前就試圖影響香港選舉

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實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子機構。該協會自1997年開始關注香港事務，2002 年協會的中國事務部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

早在2006年2月，該協會開辦了為期一年的「區議會候選人及選舉經理競選學校」，目的就是影響2007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2014年「佔中」發生時，該協會還在香港高校、街區舉行「形象建立、演講技巧以及如何面對傳媒」「如何進行資金籌款」等講座和活動。

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總裁米德偉出生於1964年9月。他曾經擔任過美國國防部主管亞太事務的首席副助理部長，於2012年出任美國駐緬甸大使。

補充一下背景。

緬甸於1988年發生軍事政變，逼於國內及國際壓力，緬甸政府宣佈1990年舉行全國大選，但緬甸政府隨後拒絕承認這次大選結果。因此美國對緬甸實施經濟制裁，並將美緬外交關係下降到代辦級，大使一職懸空達22年，直至米德偉赴任。

9. 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兩名反華議員加入董事局

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同屬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的「民主計劃」的一部分，它雖然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沒有隸屬關係，但接受後者的資金援助。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的總裁是特溫寧。

該研究所經常高舉所謂的「民主」「自由」「自治」與「人權」等招牌，號稱「支持全球民主運動」，實則希望藉此改變香港，從而為美國本土企業家牟利。

據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的年報顯示，2019年新加入研究所董事局的成員就包括了同被列入此次制裁名單的盧比奧和科頓。

10.「人權觀察」：組織成員假冒記者參與修例風波

「人權觀察」於1978年成立，當時名為赫爾辛基觀察，是為了監視前蘇聯對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的執行情況。日益壯大後，該組織又以「觀察委員會」的名義將觸角涉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區。

在去年香港的修例風波中，該組織成員更是直接上場。2019年8月末，在港鐵里被警方按倒的一名外國人，攜帶著偽造的瑞典記者證件，其真實身份就是「人權觀察」的成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月，該組織的執行主席羅斯在入境香港時首度被禁止入境，此前他可以自由入境香港。羅斯在香港國際機場拍攝並隨後在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視頻中說，入境事務處官員告訴他，由於「移民理由」，他被禁止進入香港。

11. 「自由之家」：多數經費來自美國政府撥款

1941年成立的「自由之家」則是隸屬於美國國防部的智庫。自稱是「非政府組織」的自由之家，其實有67%的經費來自美國政府撥款。

該組織經常按照美國的標準，對各國進行所謂的民主自由年度評估，實則干預他國政治。

去年10月，在香港法院頒布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網上發佈言論鼓勵或煽動暴力後，包括「自由之家」在內的7個組織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表公開信，攻擊這一行為是在「威脅言論自由、侵害人權」。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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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府揮舞關稅大棒、中美經貿關係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外貿大省、重點外貿城市紛紛積極應對。

內地澎湃新聞注意到，2025年一季度數據顯示，盡管全球供應鏈動盪加劇，中國外貿仍展現出強大韌性，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七大省市進出口數據呈現增長趨勢，用海關總署副署長王令浚的話說就是，「實打實起到了挑大樑作用」。

近日，上海、浙江、江蘇、天津和湖南等地的黨政主要負責人，先後與外貿企業進行座談調研。其中，上海市、區兩級領導密集走訪調研外貿外資企業，全力支持企業穩定發展，這一系列舉措都彰顯了中國穩外貿的決心與行動力。

4月16日，北京2025年首趟中歐班列（北京—莫斯科）發車。新華社圖片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經濟外向程度的關鍵指標。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貿依存度一度大幅攀升，根據中經數據顯示，2004年達到69.8%的峰值。此後，隨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內需市場的不斷擴大，外貿依存度逐步回落，2023年降至33.1%。

盡管整體呈下降趨勢，但不同地區和城市的外貿依存度仍存在顯著差異，而那些外貿依存度高的地區和城市較容易受到衝擊。

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外向型經濟特徵，外貿依存度普遍偏高。比如，2024年，浙江金華進出口總額達8795億元，其中出口7719億元，外貿依存度超100%，遠超深圳的90%，其中義烏市貢獻全金華超80%的出口額。

作為外貿大省，浙江對美出口規模佔全省出口總額的16.2%，外貿依存度全國第一。為此，浙江省貿促會將推出「浙裡出海」專項行動，將舉辦5大系列30多場活動，幫助企業有效應對風險、科學海外布局、開拓多元化市場。

從行業維度來看，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為主的城市，如電子信息、服裝紡織、玩具製造等產業集聚的城市，受衝擊更為直接。為此東莞出台「穩外貿30條」，全力防範和化解外部風險和衝擊，在開拓多元市場方面提出了9條舉措，力求通過鞏固發展外貿新業態和大力拓展新興市場雙向發力。

去年重登「中國外貿第一城」的深圳，則從支持企業線上線下開拓市場、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擴大重點商品進口規模、增強企業綜合服務保障機制等10個方面，提出一系列具體舉措。

在省級層面，廣東提出要多措並舉穩住外貿市場，穩固現有貿易渠道，積極開拓多元市場，在擴大服務貿易上多做文章，更好保存量、拓增量。

從控制塔上俯瞰上海洋山港四期無人碼頭。新華社圖片

中美經貿關係的深刻變化對外貿依存度高地區和城市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促使這些地區和城市加快轉型升級和市場多元化步伐。長三角各省市在穩外貿方面各顯神通，發揮各自的亮點和優勢積極突圍。

上海在穩外貿過程中充分發揮了金融中心和高端製造業的優勢。一方面，為外貿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上海的集成電路、醫療器械等高端製造業企業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實現了外貿出口的穩定增長。

此外，上海還積極舉辦各類國際展會和貿易促進活動，如進博會等，為國內外企業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動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上海部分區還鼓勵企業加大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東盟、中東及拉美市場的開拓力度。

浙江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以應對衝擊。一方面，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機械人等新興產業，如杭州的「六小龍」企業等，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浙江還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合作，開拓新興市場，為外貿穩定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數據顯示，2024年，義烏市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4133.40億元，同比增長18.2%，佔同期義烏進出口總值的61.8%，成為拉動外貿增長的核心動力。

江蘇在穩外貿方面則注重提升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佔比，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蘇州的電子信息產業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加大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了從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向高附加值的研發創新轉變，降低了關稅對產業的影響。

同時，江蘇積極利用RCEP協議等區域合作協定，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往來，擴大市場份額。淮安2024年出口增速位列江蘇省第二，市委書記史志軍強調及時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業務結構，挖掘新興市場和國內市場。

在這場持續博弈中，中國通過「內循環為主、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各地通過政策創新、產業升級和消費激活等多種措施，逐步構建起內外聯動的經濟韌性。

202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若干措施》。內外貿一體化，是要堅持「一體化」發展，幫助企業「兩條腿」走路。既要開拓國內市場，也要開拓國際市場，既鼓勵外貿企業轉內銷，也鼓勵內貿企業做外貿。

面對來自外貿的挑戰，各地也都在努力通過政策引導、標準銜接、平台建設等多維度措施，幫助企業克服市場分割、標準差異等難題，讓企業可以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間順滑切換。

比如，自年初以來，上海市商務委就積極推動外貿企業拓內銷工作，到重點外貿企業開展走訪調研，會同各區商務部門、重點行業協會等摸排外貿企業出口拓內銷意向；同時，積極發動上海各大電商平台和企業，發揮電商優勢推出相關服務舉措，助力本市外貿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拓寬內銷渠道。

再如，浙江寧波慈溪打造家電行業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平台，提供內外貿產銷對接、全產業鏈要素資源對接等服務，聚集了行業上下游企業超1萬家。不少企業已嚐到內外貿一體化的甜頭，實現了內外貿「雙促進、雙增長」的局面。

中美經貿關係的深刻變化既是挑戰，也是中國外貿城市版圖重構的契機。東部沿海地區需加速技術升級與市場多元化，中西部則需依托陸路通道與產業轉移構建新優勢。從上海密集調研外貿企業到義烏商人的靈活應變，從粵港澳「新三樣」崛起至廣西邊境貿易火爆，中國外貿正以多層次、多維度策略應對變局。

這場博弈是「持久戰」與「攻堅戰」，而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全產業鏈與制度優勢，終將在全球化裂變中開闢新航道。只要繼續堅持開放與創新雙輪驅動，就能在不確定性中錨定確定性，實現外貿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