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1日，梵蒂岡對外宣布，教宗方濟各當天早上7時35分「回歸天家」，享年88歲。教廷昨未公布方濟各葬禮詳情，但按近年傳統，教宗身故後多在一周內舉殯。BBC報道指，方濟各最近批准簡化葬禮流程，將改用內襯鋅的簡單木棺，遺體不會安放在聖伯多祿大教堂靈柩台，而會放在棺內並打開棺蓋，供哀悼者致意。
方濟各作為首位來自拉丁美洲、及耶穌會士出身的教宗，在這12年間，方濟各試圖推動改善中梵關係，2016年接受香港《亞洲時報》 訪問時表示，中國一直是「偉大的參照」，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也是一種偉大的文化，有著無窮的智慧」。
方濟各在擔任教宗的12年間，試圖推動改善中梵關係。AP圖片
當被問及中國的發展和開放，對世界帶來哪些「挑戰」時，方濟各說：「畏懼永遠不是良策。」他表示，每個人都擁有找到共存之道、相互尊重和欣賞之道的能力，「毫無疑問，（中國）如此豐富的文化、如此豐富的智慧，以及如此豐富的技術知識……不可能永遠封閉於一國之內。」
方濟各認為，人類的文明和知識自然具有外溢性，傾向互相交流。他提到16世紀來華傳教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的經驗教育我們，和中國對話是必要的，因為該國是智慧與歷史的累積」。
中國與梵蒂岡沒有建交，但方濟各多次表達希望改善對華關係，2018年中梵首次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被視為中梵雙邊關係的歷史性突破。之後，雙方又分別在2020年和2022年兩度將該協議延期2年。
202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曾專程到梵蒂岡，試圖阻止中梵協議延長，但未成功，他要求會見方濟各也遭婉拒。梵蒂岡報章當時刊文斥國際政壇上「以地緣政治學」揣測教廷的思路，強調中梵協議有利於「整個國際社會的公益」。2024年10月，中方證實經友好協商，中梵決定將該臨時協議再延長4年。
2020年2月14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慕尼黑晤梵蒂岡外長加拉格爾。
2020年2月14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慕尼黑晤梵蒂岡外長加拉格爾，是中梵外長首次舉行會晤，王毅當時表示，這是一段時間以來中梵交往的延續，也將為未來雙方的往來開啟更大空間。加拉格爾則代表方濟各和國務卿轉達教廷對中方的敬意和支持，表示相信中方有智慧和勇氣早日戰勝疫情。
2023年9月初，方濟各飛越中國領空時按慣例向中國發來問候，對中國人民致以良好祝福並祈願團結與和平。外交部發言人當時表示，梵方的祝福體現了友善和善意，中方願繼續與梵方相向而行，進行建設性對話，推動雙方關係改善進程。
其後，方濟各在蒙古國發表即興演講，祝福所有中國人民一切順利。之後，方濟各的烏克蘭問題特使祖皮樞機主教被證實即將訪華，與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舉行會見。2024年8月，兩人再度在電話上交談，就烏克蘭危機當前局勢、和談進程等交換意見。
方濟各離世後，梵蒂岡將進入「宗座出缺期」，職位出缺20天內展開選新教宗程序。據相關規定，有選舉權的樞機主教們將會被關進梵蒂岡宗座宮保祿小堂中，然後前往著名的西斯汀小堂召開所謂的「秘密會議」 （Papal conclave），選舉新教宗，由252名樞機主教團中的138名選舉人（80歲以下）參加，他們將在西斯汀小堂進行四輪投票，直至候選人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票為止，過程通常持續15至20天。 梵蒂岡工作人員會透過西斯汀小堂煙囪冒出的煙來向外界傳達訊息，若是白煙，則表示新任教宗已經產生，屆時全球媒體都關注着西斯汀小堂的煙囪。
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
目前外界估計，新任教宗熱門人選包括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教宗特使祖皮（Matteo Zuppi）。
現年70歲的帕羅林樞機自2013年起，就一直擔任梵蒂岡國務卿，屬於「溫和派」；而69歲的祖皮樞機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多次以教宗特使身份外訪，以顯示其在全球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兩人均為意大利籍，符合天主教內歐洲派的期望。
教宗特使祖皮（Matteo Zuppi）。
但來自非洲與亞洲的人選也被視為黑馬，包括來自民主共和國首都總教區總主教安邦戈（Fridolin Ambongo Besungu）樞機和曾擔任教廷「正義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加納樞機主教彼得·圖克森。惟他們因反對方濟各批准同性伴侶祝福，可能難以獲得改革派的支持。
此外，菲律賓籍的「聖座萬民福音部」部長、前馬尼拉大主教塔格萊（Luis Antonio Tagle），被譽為「亞洲方濟各」，也被視為潛在繼任者。歐洲方面，匈牙利籍的艾爾德樞機（Peter Erdo）也是可能的人選之一；美國方面，曾任「馬耳他騎士團」監督的伯克樞機主教（Raymond Burke）也被認為有一定潛力，但兩人都持保守立場，對方濟各的開放政策持反對態度。
但無論誰當選，未來中梵關係的走向，將值得關注。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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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將實施全面重組計劃，國務卿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目前的國務院機構臃腫、官僚主義盛行，難以履行重要外交使命。
內地澎湃新聞刊文稱，美媒曾陸續曝出特朗普政府提議大幅削減國務院與國際開發署（USAID）預算，關閉大批海外使領館等涉及國務院改組的內容。自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聯邦政府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風暴，而國務院成為此次改革的主要對象。如今這一激進改革的齒輪已開始轉動，其所帶來的衝擊或將成為美國霸權和國務院職能的歷史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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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國務院是其「排乾華盛頓泥沼」的天然對象。這一機構處於「美國優先」議程的對立面。
其一，國務院是美國多元化議程的主要推動者。國務院長期以來被視為美國推動所謂美式民主價值的核心機構，通過對外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政策，將美國理念從國內延伸至全球，影響國際政治生態。這其中，多元化議程成為「美式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國際開發署作為國務院分支，在推廣性別平等、少數族裔權益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向發展中國家投入大量有關性別平等、支持跨性別組織、氣候變化運動的援助項目。
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這些項目與美國國家利益無關，甚至可能在一些敏感地區引發爭議，讓美國民眾面臨新的風險。此外，國務院和USAID員工在政治捐款上高度傾向民主黨，這進一步加劇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懷疑，即國務院所推動的多元化議程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針對特朗普理念的「陰謀」。
其二，國務院被視為是美國「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主要代表。所謂「深層政府」，指的是美國國內不受民選官員直接控制、通過政策制定和外部遊說影響政府的官僚機構和智庫網絡。特朗普長期將「深層政府」視為其執政的主要障礙，也有意炒作這一議題，煽動底層民眾和上層精英的對立。國務院被認為是這一隱形權力的核心代表。特朗普認為，國務院的許多政策受到華盛頓智庫、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過度影響，USAID也與諸多美國智庫以及外國遊說團體關係密切。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指出，國務院和USAID的一些項目間接支持了哈馬斯、伊斯蘭極端勢力等「美國敵人」。這些項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大為國務院受到「深層政府」操控的證據。
其三，國務院被視為是經費浪費的「眾矢之的」。特朗普政府將國務院及其附屬機構作為重要審查目標，也發現一些所謂低效和浪費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USAID向伊拉克的「新芝麻街節目」撥款2000萬美元，旨在通過教育娛樂推廣多元化理念，被批評為不切實際；向烏干達和牙買加的LGBTQ倡導項目分別撥款550萬美元和150萬美元，項目效果存疑。此外，USAID部分人道主義援助項目被指行政開支過高，多數資金被用於管理和諮詢，養肥了外包商和諮詢機構，未發揮援助效果。裁減這些項目為特朗普提供了展示「精簡政府」政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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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針對美國國務院的「斷臂式改革」不僅衝擊國務院職能，更標誌著戰後美國國務院「例外時代」的終結。
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師」，國務院奠定了美國霸權的基礎。國務院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機構，通過多邊機制、價值觀推廣和盟友協調，塑造了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國務院深度參與美國構建以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北約為基礎的全球框架，是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執行者。
馬歇爾計劃是國務院塑造美國全球戰略的巔峰體現。1948年至1952年，時任國務卿馬歇爾主導的該計劃向西歐提供超過100億美元援助，協助歐洲重建。在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凱南等人的深度運籌下，該計劃不僅恢復西歐經濟，還將盟友綁定在美國的地緣政治軌道上，塑造了對蘇冷戰的戰略基礎。
1949年，北約成立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國務卿艾奇遜是北約的主要設計者，他說服歐洲盟友接受這一聯盟。北約象徵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承諾，奠定了戰後軍事秩序的基礎。這些措施使美國從孤立主義轉向全球領導。
冷戰期間，國務院的職能和規模迅速擴張，以應對與蘇聯的全球競爭。國務院推動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成立，負責管理對外援助，美國使領館數量、外交人員規模和預算規模都穩步上升，國務院逐漸成為聯邦政府中最為龐大的部門之一。
冷戰結束後，國務院職能進一步擴展。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將「民主推廣」作為外交核心，國務院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和選舉監督，擴大在東歐和中亞的影響力。新世紀以來，國務院協調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援助，總額超600億美元，涉及基礎設施、教育和治理改革。這些行動顯示國務院從傳統外交擴展到基於價值觀的「國家改造」，涵蓋人權、反恐和氣候變化等領域。
因其在維護美國霸權中的不可替代性，國務院成為美國歷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預算削減的「例外對象」。相比之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軍方更容易成為改革靶子。尼克遜政府時期，中情局遭遇大規模裁員和預算削減，超過1500名僱員被解職，大量涉外職能被取消。與之相對，國務院預算和職能未受影響，甚至有所增加。克林頓政府時期，國防部和情報機構成為「政府精簡」的重點目標，國務院則繼續享受擴張紅利。
特朗普打破了這一傳統。在他的政府改革中，國務院的次序從最優先變為了最「劣後」，其預算面臨斷崖式的削減。受此影響，國務院自然難以維持現有的職能和定位，將面臨「推倒重來」程度的調整和變化。
美媒稱此次國務院重組是美國外交系統數十年來最大的變革。目前實施的是國務院重組計劃的第一階段，未來不排除國務院的預算和規模進一步被削減的可能性，美國的海外使領館也有可能如美媒此前爆料的那樣，被大批關閉。
在此背景下，美國國務院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一條道路是就此擺爛，其職能重新退回到二戰前的初始狀態，成為一個服務和聯絡機構。另一條道路是減員增效，運用新技術提升效率，更加聚焦於經濟、安全領域，實現所謂的現代化轉型。從國務院當前趨勢看，走向後一條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近年來，國務院成為運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最為積極的美國政府部門之一。據國務院人員披露，該部門已將人工智能引入信息收集、整理、文件翻譯等領域，部分替代了人力工作。借助這些新技術，國務院有可能在僱員顯著減少的情況下維持住「基本面」，繼續作為美國對外戰略中的主要觸角。
同時，經費和人員削減必然對美國在國際多邊機制、全球治理等領域的能力有所影響。相對於一般外交工作，這些領域更需要專業性技術支持，更需要持續性的投入。在缺少資金的情況下，美國國務院難以繼續通過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導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的議程。
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可能將一些對他國實施「影響力」、試圖影響他國政局的職能轉交給美國軍事和情報部門。這意味著美國在這些領域的政府內部分工將退回到冷戰初期的狀態，即由軍事安全部門主要負責。這種變化可能帶來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國務院在進行此類「民主推進」中一般會兼顧與對象國的外交關係，但軍事安全部門則顧慮更少，更傾向於採取高風險高回報的策略。這可能將給全球安全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