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媒報道，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將於3月27日赴大陸祭祖，並帶領馬英九基金會大九學堂30位青年學子，參訪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重要歷史遺跡，訪問湖北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與大陸學生進行交流。馬英九此行預計訪問南京、武漢、長沙、重慶、上海等城市。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0日上午表示，大陸方面歡迎馬英九先生來大陸祭祖、參訪，並帶領台灣青年學生前來交流。
馬曉光表示，慎終追遠是中國人的傳統，清明節祭拜祖先是兩岸同胞共同的習俗。兩岸青年加強交流交往，能夠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新生力量、注入青春活力。大陸方面願意為馬英九先生來訪提供必要協助，祝他此行一切順利。
馬英九此次訪問大陸祭祖，有三個不尋常之處。第一個不同尋常之處，這將是馬英九第一次到訪大陸。
《聯合晚報》2019年2月總結稱，回顧歷史，仍在世的台灣正副領導人中，曾經參訪大陸的不在少數，沒去過大陸的只有馬英九一人。
1990年，呂秀蓮曾經到大陸回鄉祭祖。當時還沒有公職身份的她回到祖籍地福建，站在古井邊說，「我要喝一口故鄉的井水，這叫飲水思源」。1991年7月，時任「立委」的陳水扁到北京參訪。1998年，蔡英文以陸委會咨詢委員的身份，隨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到上海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2005年，曾任台灣地區副領導人的連戰登陸，開啟「破冰之旅」。2008年，蕭萬長成為馬英九的副手，在他就任前的當年4月，他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名義，出席了在海南舉行的博鰲論壇。賴清德則在2014年任台南市長時到過上海。
至於吳敦義則至少四度訪問大陸：第一次是2008年5月，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吳敦義隨時任黨主席吳伯雄登陸；同年8月又到北京參加奧運會開幕式，隨後陪同吳伯雄到福建祭祖；第三次是2009年7月參加在湖南長沙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第四次是2012年4月，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身份出席博鰲論壇2012年年會。
馬英九於1950年7月出生在香港，籍貫湖南省湘潭縣，1952年隨父母定居台北。2016年5月馬英九卸任，其登陸管制年限本來是3年，但2019年5月，台「立法院」將管制時間延長為最長6年，蔡英文辦公室還發函給馬英九和吳敦義等卸任正副領導人，將他們的管制期限又延長了2年。也就是說，馬吳的管制年限一直到2021年5月。
蔡英文辦公室發言人19日表示，雖然馬英九的管制期限已滿，但仍須在赴大陸前及返台後向台灣當局申報。國民黨在聲明中表示支持馬英九的規劃，並相信此行有助促進兩岸交流和了解。前台北市議員羅智強表示，馬英九的歷史性訪問「是兩岸和平的及時雨」。
第二個不同尋常之處，這將是74年來台灣領導人卸任後第一次訪問大陸。
第三個不尋常之處，馬英九這次要到訪的幾個城市不一般。南京，馬英九將會拜謁中山陵。武漢，辛亥革命首義之地，撫今追昔，估計又會是別有一番感慨在心頭。長沙、重慶。湖南是馬英九老家，長沙三次會戰，是抗戰中讓中國人血脈賁張的部分；重慶是抗戰時的首都，太多讓人慷慨落淚的細節。這兩個地方，馬英九估計也會有不少感觸。至於上海，現在應該是台灣民眾最喜歡的大陸城市，有不少台商在此發展。
馬英九將前往南京中山陵拜謁。
據台媒報道，馬英九深知此次首訪大陸會引發相當的政治效應，不希望到大陸祭祖的單純願望卷入國際以及島內復雜的政治紛擾，甚至被島內部分陣營運用為政治攻擊手段，借此影響明年選舉，「因此決定此行不訪問北京，單純定調赴大陸祭祖」。
報道稱，馬英九基金會這3年來致力於培育青年學子。馬英九認為，兩岸年輕人之間的交流已經中斷好幾年，若能借這次訪問大陸的時機帶領台灣的青年學子與大陸學子交流，也讓大陸民眾重新體會「兩岸之間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之間，不該敵意相向或劍拔弩張，有交流，有對話，很多因為政治因素產生的敵意就會緩解，這才是兩岸之間原本應有的面貌。
毛拍手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在美國政府揮舞關稅大棒、中美經貿關係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外貿大省、重點外貿城市紛紛積極應對。
內地澎湃新聞注意到，2025年一季度數據顯示，盡管全球供應鏈動盪加劇，中國外貿仍展現出強大韌性，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七大省市進出口數據呈現增長趨勢，用海關總署副署長王令浚的話說就是，「實打實起到了挑大樑作用」。
近日，上海、浙江、江蘇、天津和湖南等地的黨政主要負責人，先後與外貿企業進行座談調研。其中，上海市、區兩級領導密集走訪調研外貿外資企業，全力支持企業穩定發展，這一系列舉措都彰顯了中國穩外貿的決心與行動力。
4月16日，北京2025年首趟中歐班列（北京—莫斯科）發車。新華社圖片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經濟外向程度的關鍵指標。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外貿依存度一度大幅攀升，根據中經數據顯示，2004年達到69.8%的峰值。此後，隨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內需市場的不斷擴大，外貿依存度逐步回落，2023年降至33.1%。
盡管整體呈下降趨勢，但不同地區和城市的外貿依存度仍存在顯著差異，而那些外貿依存度高的地區和城市較容易受到衝擊。
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外向型經濟特徵，外貿依存度普遍偏高。比如，2024年，浙江金華進出口總額達8795億元，其中出口7719億元，外貿依存度超100%，遠超深圳的90%，其中義烏市貢獻全金華超80%的出口額。
作為外貿大省，浙江對美出口規模佔全省出口總額的16.2%，外貿依存度全國第一。為此，浙江省貿促會將推出「浙裡出海」專項行動，將舉辦5大系列30多場活動，幫助企業有效應對風險、科學海外布局、開拓多元化市場。
從行業維度來看，以出口導向型產業為主的城市，如電子信息、服裝紡織、玩具製造等產業集聚的城市，受衝擊更為直接。為此東莞出台「穩外貿30條」，全力防範和化解外部風險和衝擊，在開拓多元市場方面提出了9條舉措，力求通過鞏固發展外貿新業態和大力拓展新興市場雙向發力。
去年重登「中國外貿第一城」的深圳，則從支持企業線上線下開拓市場、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擴大重點商品進口規模、增強企業綜合服務保障機制等10個方面，提出一系列具體舉措。
在省級層面，廣東提出要多措並舉穩住外貿市場，穩固現有貿易渠道，積極開拓多元市場，在擴大服務貿易上多做文章，更好保存量、拓增量。
從控制塔上俯瞰上海洋山港四期無人碼頭。新華社圖片
中美經貿關係的深刻變化對外貿依存度高地區和城市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促使這些地區和城市加快轉型升級和市場多元化步伐。長三角各省市在穩外貿方面各顯神通，發揮各自的亮點和優勢積極突圍。
上海在穩外貿過程中充分發揮了金融中心和高端製造業的優勢。一方面，為外貿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上海的集成電路、醫療器械等高端製造業企業不斷增強在國際市場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實現了外貿出口的穩定增長。
此外，上海還積極舉辦各類國際展會和貿易促進活動，如進博會等，為國內外企業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動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上海部分區還鼓勵企業加大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東盟、中東及拉美市場的開拓力度。
浙江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以應對衝擊。一方面，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機械人等新興產業，如杭州的「六小龍」企業等，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強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
另外，浙江還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合作，開拓新興市場，為外貿穩定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數據顯示，2024年，義烏市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4133.40億元，同比增長18.2%，佔同期義烏進出口總值的61.8%，成為拉動外貿增長的核心動力。
江蘇在穩外貿方面則注重提升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佔比，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斷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蘇州的電子信息產業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加大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了從低附加值的加工製造向高附加值的研發創新轉變，降低了關稅對產業的影響。
同時，江蘇積極利用RCEP協議等區域合作協定，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的貿易往來，擴大市場份額。淮安2024年出口增速位列江蘇省第二，市委書記史志軍強調及時調整優化產品結構和業務結構，挖掘新興市場和國內市場。
在這場持續博弈中，中國通過「內循環為主、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各地通過政策創新、產業升級和消費激活等多種措施，逐步構建起內外聯動的經濟韌性。
2023年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若干措施》。內外貿一體化，是要堅持「一體化」發展，幫助企業「兩條腿」走路。既要開拓國內市場，也要開拓國際市場，既鼓勵外貿企業轉內銷，也鼓勵內貿企業做外貿。
面對來自外貿的挑戰，各地也都在努力通過政策引導、標準銜接、平台建設等多維度措施，幫助企業克服市場分割、標準差異等難題，讓企業可以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間順滑切換。
比如，自年初以來，上海市商務委就積極推動外貿企業拓內銷工作，到重點外貿企業開展走訪調研，會同各區商務部門、重點行業協會等摸排外貿企業出口拓內銷意向；同時，積極發動上海各大電商平台和企業，發揮電商優勢推出相關服務舉措，助力本市外貿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拓寬內銷渠道。
再如，浙江寧波慈溪打造家電行業內外貿一體化發展平台，提供內外貿產銷對接、全產業鏈要素資源對接等服務，聚集了行業上下游企業超1萬家。不少企業已嚐到內外貿一體化的甜頭，實現了內外貿「雙促進、雙增長」的局面。
中美經貿關係的深刻變化既是挑戰，也是中國外貿城市版圖重構的契機。東部沿海地區需加速技術升級與市場多元化，中西部則需依托陸路通道與產業轉移構建新優勢。從上海密集調研外貿企業到義烏商人的靈活應變，從粵港澳「新三樣」崛起至廣西邊境貿易火爆，中國外貿正以多層次、多維度策略應對變局。
這場博弈是「持久戰」與「攻堅戰」，而中國的統一大市場、全產業鏈與制度優勢，終將在全球化裂變中開闢新航道。只要繼續堅持開放與創新雙輪驅動，就能在不確定性中錨定確定性，實現外貿高質量發展。
